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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的著作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25 10:49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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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宠惠在欧洲游学时,在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国民法典已颁行数年,各国法学家都颇为推崇,英美国家打算将其翻译成英文供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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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费城律师协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报告建议费城律师协会和费城大学法律系合作翻译德国民法典。另外美国学者鲁韦博士也已着手翻译。但时年二十六岁的王宠惠将德国民法典最先翻译成英文,王宠惠在译本前附有序言和历史评价两篇短文。在序言中,王宠惠谈到了翻译该法典的必要性,他引用迈特兰德教授和西金斯博士对德国民法典的称赞,将其誉之为“有史以来最精心制定的国家法律”,是“所有将要制定成文法典国家效法的样本”。

  在书中,王宠惠指出当时的德国民法典已有四种法语翻译本,一种西班牙语翻译本,另一种意大利语翻译本以及两种日语翻译本问世,可能还有其他语种翻译本,“译者我希望不久能给中国读者提供翻译本”,他称,在“翻译中,我已经竭其所能忠于原作,甚至为了准确而不惜牺牲行文风格”。在历史评价中,王宠惠介绍了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的历史背景和几次草案的形成过程,并说明了“德国民法典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效果上,都没有使整个德国变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1907年,这部英译本德国民法典在英国出版,它被公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最佳英译本,也是国际法学界公认的标准英文译本。一次英国法院审理案件要引用他译本中的按语,作为判决的依据,还专门写信至柏林征得王宠惠同意。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多将王译本作为德国民法的教学参考书,这种情况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据传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大学读法律时所用的正是王宠惠的译本,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台湾时,便专门提出要探望王宠惠,以示敬意。王宠惠“以外国文字译成第二外国文,而各该国人士莫之与京,其超人智慧与湛深学术,不特国内所未见,即在全球,亦属空前”。王宠惠的英译《德国民法典》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使其在三十岁前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法学家。 著作内容 王宠惠在上海南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书于1913年3月发行。《宪法刍议》系统阐释了王宠惠对宪法的理解,是他的法学代表作之一。

  《宪法刍议》一书分上下编,上编“宪法要义”,分绪论、宪法之性质、宪法之内容、宪法之解释、非行政法、国会、议院政府、总统及副总统之选举、省制九个部分,是对宪法理论的研究;下编“宪法草案”,是王宠惠提出的完整的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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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编宪法要义部分,王宠惠在绪论中提出,“宪法者,不祥之物也”,是牺牲许多生命和财物换来的。如果国人能够同心戮力,“念国家之前途,泯一己之私见,制定一巩固宪法,组织一良好政府”,使各安其所、各乐其业,国渐强、民渐强,则“所谓不祥之物,安知其不变而为最祥之物也”。王特别强调,宪法的制定必须把握两要义,一是宪法“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二是宪法“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即强调宪法的民主性和稳定性。在对宪法进行基本种类的定位时,王宠惠指出,不成文宪法,其条例发生于历史及习惯,所以不用编订,但中国缺乏宪法历史和习惯,所以不适合采用不成文宪法。中国统一较久,无须采用联邦宪法,君主立宪也应抛弃,所以“吾国宪法,应为共和单一国成文宪法”。

  在《宪法刍议》下半部,王宠惠提出了自己的宪法草案。王宠惠设计的宪法草案依次为总纲、国民、立法、行政、司法、会计、省制、附则,共计一百条。此时他并未完全赞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对五权宪法有“不了解而了解”与“了解而不了解”的感觉。所以他的宪法草案体现出西方宪法的三权分立精神,落实共和国体、主权在民,郭晓敏古景天全本免费阅读!尊重国民自由权利,主张司法独立、财税公正。

  王宠惠强调宪法的至高权威,“命令抵触法律,则命令无效力。法律抵触宪法,则法律无效力。此一定之理也”。在保障宪法实施中,王宠惠指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机制,在事前要重视舆论的作用,“有舆论预为之监督,则明明抵触法律之命令,政府不敢发布之,明明抵触宪法之法律,议院亦不敢议决之”。但在事后,则需要一机构追究责任,王宠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学习英美法系国家,因为立法机构不能自己解释法律是否违宪,而应当交由法院解释。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多拥护宪法之机关”,因为法院是有审级的,可最大限度地保障宪法权威性。假设法院解释的结果是法律抵触宪法,法律自然无效,这并不比立法机构解释更麻烦,如果解释结果是法律不抵触宪法,法律就会发生效力,但万一该法律确属于抵触宪法,法院解释就可以通过更高的审级审判来防止错误发生。 著作评价 若撇开政党立场,仅就宪法文本对国民权利保障和国体政体的设计来看,王宠惠的宪法草案无疑是民初私人宪法草案中的上乘之作,王宠惠的宪法草案明确指出了选举与被选举的参政权,对于财产权、集会、结社权利的保护都不加以法律的限制。这些在梁启超等人的宪法草案中都未予规定或进行限制性规定。在宪法草案的论证上,王宠惠更是体现其法学素养。与其他许多宪法草案不同,在他的宪法草案里,不仅罗列了宪法条文,每个条文后还附有详细的理由,无不是旁征博引,涉及美、日、法、德、比、荷、意,甚至希腊、瑞典、墨西哥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立法例。

  王宠惠的宪法论述和宪法草案理性持中,长于比较研究,但又能说理透彻,不离中国国情,实属难得。《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及其后附王氏宪草的出版,无疑是王宠惠在国内法学界一次精彩的亮相。在当时各宪法草案版本中,王宠惠根据其宪法素养拟定的王氏宪草无疑是最具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宪法版本。如果之前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还仅体现出王宠惠淳厚的外国法功底的话,那这部著作就着实让国人看到了一个严谨、博学、追求完美、注重现实的中国法学家形象。 从1927年12月起,王宠惠继续对中国刑法进行改造,并制定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刑法典。

  在王宠惠看来,刑法必须与时代发展相合,“刑法所以防民,亦将以宜民。宜民者何,适于时用之谓也”。〕“我国刑法,成于晚清,施行以来,颇多疑义,其最滋口实者,则刑名用等级制”,“人类进化,犯罪事实亦日新月异,自非从新厘订,不足示矜慎而昭明允”。所以,在原有修正案的基础上,王宠惠四易其稿,完成了《刑法草案》,经伍朝枢、王世杰、谭延闿、于右任等人参与审议修改,在中央第120次常务会议上得以通过,《中华民国刑法》遂得以公布施行。王宠惠的《刑法草案》成为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基础文献,甚至可以说,后者实际上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略加损益而成。

  在这部刑法中,许多西方刑法制度为中国首次引入法典并一直沿用至今。如罪刑法定原则,在第一条中即规定“行为时之法律,无明文科以刑罚者,其行为不为罪”;规定了从新兼从轻原则,即对于犯罪以新刑法处置,但如果旧刑法较轻,则适用旧刑法,以最大程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区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特殊累犯加重处罚;在计算亲属范围时以亲等计算法替代原有服制图;等等。除此之外,王宠惠还特别注重将旧有法律与现代立法精神不符的内容予以废止,如删除了原有刑法中的“罢工罪”条款,赋予工人罢工自由;删除“和奸无夫妇罪”,无夫奸是清末修律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罪名,礼教派与法理派各执一词,礼教派依凭儒家经义,认为与无配偶的妇女发生性行为应视作犯罪,该规定在清末以来的多次修律中得以维持,王宠惠对此规定予以废止意味着礼教派在近代立法中的最终失势;删除了“侵犯大总统罪”,体现人人平等原则。王宠惠特别注重贯彻平等原则,他曾对吴经熊言及旧法的弊端,“主居上、奴居下,父居上、子居下,夫居上、妇居下。上者独享其权利,下者独负其义务”,所以在刑法的制定中,男女平等、尊卑平等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王宠惠主持制定的这部刑法得到许多学者的好评,杨鸿烈称其采用了世界上最新立法例,充分体现了改善主义精神。如拿来和现代任何国家最进步的刑法法典相比较,当亦无多逊色。可以说,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起草和通过过程中,乃至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王宠惠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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